詹姆斯·惠斯勒（1834－1903)以其对现代艺术的革命性理解和实践而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惠斯勒秉持艺术与快乐应该统一的生活观念，打造自己的时尚形象和市场地位，他与古德温一起，作为反莫瑞斯的联盟，以简约的设计将中国和日本艺术的装饰性概念融入私宅“白房子”的设计里，并漫延到生活环境中，表现整体性设计的和谐之美。19世纪60年代以来，白房子被视为伦敦艺术家住宅整体繁荣的代表之一，是伦敦现代艺术家们日益增长的专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美术史的研究视域，研究这座被称为“白色交响曲”的物化空间的私域设计所承载的多元价值。

詹姆斯·惠斯勒自画像

相比于惠斯勒的架上作品，他的装饰艺术在研究领域中相对触及较少。事实上，惠斯勒喜欢设计，通过对室内设计和展览的创造性设计吸引大众关注。19世纪70-80年代，当惠斯勒的艺术在英国市场中被认可，作为画家和版画师的他也参与到室内设计中，“白房子”即是他对私宅整体装饰的综合实践。

一、标新立异的白房子

“这里几乎是天堂，我们正在惠斯勒的工作室里塑造一个不可思议的生活……你好像置身于日本的长崎或者在中国颐和园，非常出色”。——方丹·拉图尔对惠斯勒的工作室的观后感（1864）

图 1，惠斯勒白房子的原址，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馆

惠斯勒与古德温(Edward W.Godwin)设计的简洁且充满中日趣味的白房子坐落于历史悠久的夏纳步道上（图1）。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是这个区域较早的居民。19世纪60年代的，商业发展促使新建筑的热潮，河堤边开始铺设新的街道。19世纪末，几乎整条街都被艺术家的房子和工作室所占据，其中大部分都是私人订制。

图 2，古德温(1833- 1886)照片，约1880年，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馆

1870年之前，惠斯勒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室有了构想。据他的母亲安娜说，他一直没有找到一处合心意的房子，希望自己建一所。基于共同的收藏兴趣和审美观念，他委托古德温(Edward W.Godwin)(图2)在泰特街设计一套住宅兼工作室的房子，后来被称为“白房子”。古德温在伦敦邦德街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用于设计戏剧服装和布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设计了一些最具革命性的建筑，比如惠斯勒白房子、美术协会的新入口等。古德温去世之后，他的遗孀碧翠丝(Beatrix Whistler)在1888年与惠斯勒结婚。

1877年，惠斯勒和古德温考察了在肯辛顿的梅尔伯里路(Melbury Road, Kensington)的菲尔德斯(Luck Fildes)的房子，购买了林赛街2号，也就是现在的夏纳步道96号，即“白房子”（The White House）这是一栋三层联排别墅，厨房和餐厅在一楼，二楼是客厅和工作室。它面对泰晤士河，河左边是老巴特西大桥，河的右边有克雷蒙花园(Cremorne)，他可以从楼上看河上的驳船、码头和行人。此后，惠斯勒在这里绘制了大量关于泰晤士河及附近风景。

图3（左），古德温为惠斯勒设计白房子的正面图，水彩、钢笔和墨水，38.10×55.56 厘米，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图4（右） ，古德温为惠斯勒设计的白房子修正稿，1877-78，钢笔和墨水，33.02×50.17厘米，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惠斯勒与古德温对“白房子”的设计(图3)在佛兰德画廊(Flemish gallery)进行了展示。这是古德温为惠斯勒设计的第一份“白房子”的设计图，未被都市工作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批准，委员会要求在墙面补充装饰。古德温抱怨说：“这不是哥特式，不是安妮女王式，也不是帕拉弟奥建筑风格式，在都市工作委员会面前可能是罪恶。白色砖上覆盖着绿色的石板——对只信奉红墙红砖的现代信仰中，似乎是个异端......惠斯勒先生作为业主，古德温先生作为设计者，必须要做好在拒绝简约和创意的日子里被误解的准备。”尽管不情愿，古德温仍然对设计图采取了修改，窗户之间增加了雕塑。这种方式与他在法国海岸看到的德拉罗谢尔酒店相似，古德温认为这种建筑具有“在思想和质量上都是完全健康和强大的，在细节上是精致和温柔的”。然而，惠斯勒几乎负担不起雕刻家的费用，于是他以唯美主义为名，反抗都市工作委员会“不要迫使别人接受可能在几个小时就完成的石匠工作”。最终，古德温在白房子的大门处做了一些装饰。前门开到人行道上，布置非常简单（图4）。古德温说：“当我们讨论把建筑视为纯艺术的话，我们意指精致、优雅、高贵。这些品质在希腊模塑中可以追寻。在惠斯勒房子的波特兰石入口，可以看出我努力表现这种想法”。作为反莫瑞斯的联盟——惠斯勒和古德温并没有选择来源于中世纪表现道德和表达自然的素材，而是通过色彩和空间设计出具有异国情调的风格。

尽管白房子的外部受制于委员会的管理，但房子的内饰是古德温和惠斯勒自由发挥的地方。底层工作室的棉质墙颜色是赭石红，檐口装饰着古典图样局部，在瓷砖壁炉上加宽了浅拱(图5)。

图5，古德温，《切尔西惠斯勒的家与工作室》(惠斯勒在壁炉前)，1878年12月6日，石版画，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图 6，惠斯勒的“白房子”原貌照片，泰特街，1878 年，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馆

当白房子(图6)在1878年4月落成时，花费大约1910镑。按照当时的规定，房子外部需要增加装饰，追加了约816英镑。最终，白房子在20世纪60年代被拆毁。

二、青花瓷色调的外观

惠斯勒说：“正如音乐是声音的诗歌，绘画是视觉的诗歌”。

古德温说：“一座建筑对我来说，是一幅画家的画，或者是一首诗人的诗”。

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师和设计师恩代尔(August Endell)攻击了过时的历史主义，推动音乐作为新风格的典范，“形式唤起灵魂，如同音乐一直能够做到的那样深刻”。杜兰迪认为惠斯勒就是榜样，即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机结合中的轻盈、亲密和隐私的室内空间。

白色是惠斯勒和古德温共同定下的房子主色调。白色的墙面与灰蓝色的门窗，就像惠斯勒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他的“白色交响曲”系列画呈现的那样，白房子的主调是白色，白色是青花瓷的底色，虽然不确定这种配色是否直接来源于青花瓷，从惠斯勒对青花瓷有长时间的临摹看，足以说明他对于“青”与“白”所构成的空间感和艺术效果或许有些领悟。“青”与“白”看起来只是两种主色调，却能幻化成多彩的空间，在虚实之间表现出在至纯至简中的深刻内涵。基于对中国和日本的艺术热爱，惠斯勒的设计灵感也与此相关。中国，代表田园般的伊甸园，惠斯勒期望与粗俗和污秽的伦敦工业社会分离，这种设计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如惠斯勒的母亲安娜所观察到的那样，艺术家“画墙壁和天花板，就像油画一样”。

在本世纪中叶，白色的房子就像豪宅一样，事实上，设计师觉得白色显得太闪亮了。当大多数的房子拥挤在一起，白色的房子在其中闪闪发光。他们希望房子融合于周边风景，成为画面的一个元素，而非独自站在镁光灯下。闪亮如白房子，惠斯勒从来没有想融入他所在的社区中，反而他要使用这种视觉上的独特来引人注目，在他的红砖邻居当中，白房子发着耀眼迥异的光。对于惠斯勒的时代来说，如果希腊和哥特式的建筑作为祖先，那么白房子的设计在当时则代表未来。

三、中国和日本趣味的内饰

“现在，我的......房间。它们本身如画。”——惠斯勒(1881)

19世纪末期，新艺术的推崇者秉持“总体艺术”的观念，家具作为室内设计的一部分，要求风格样式和材料的同一性。拉维(James Laver)说：“是惠斯勒带来日本的潮流影响，为改变室内装饰和为审美运动增添色彩，并对美学运动产生影响”。惠斯勒于1859年搬到伦敦时，他带去了自己在法国收藏的浮世绘和青花瓷，在接下去的几年间，他穿梭于英法之间，把在巴黎购买的榻榻米、瓷器、漆器、屏风等带到了英国的住所。惠斯勒的母亲抵达惠斯勒的居所时，发现屋子里摆满了日本的扇子、版画和屏风。从1862年伦敦的国际博览会后，对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热爱之情，从巴黎传到了伦敦的艺术圈。古德温和惠斯勒在室内装饰方面选择了折中，房间里既有巴洛克式的瓷器柜，柜子里有来自中国和日本的陶瓷，墙上挂着日本的卷轴。1879年5月，惠斯勒在切尔西的家中出售家具(图7)。在广告中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橱柜和南京瓷器被列位在显著的位置。

图7，惠斯勒的白房子及收藏的拍卖广告，1879 年5月13日，美国国会图书馆

惠斯勒的工作室相对来说是简朴的。白房子内的家具由一张桌子、几把大矮椅和一套沙发组成。他在墙壁上悬挂浮世绘印刷品。相比于中国青花瓷，日本的浮世绘等价格更加低廉，适合室内装修。康威(M.D.Conway)于1874年在哈珀的“新月刊”上撰文指出惠斯勒的餐厅里几个屏风。伊丽莎白和彭奈尔在他们的两本出版物中都提到了惠斯勒在林赛街第二号的中国床，他们注意到惠斯勒“睡在一张巨大的中国床上”。这架被明确记载的中国床后来不见踪影，彭内尔夫妇认为大概是因为破产后是被人收买走了。在“惠斯勒通讯”中，他们写道：“弗利尔先生最近在一家出售古物的商店里遇到了一张属于惠斯勒的中国床，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惠斯勒与古德温的遗孀碧翠丝结婚后，古德温生前设计的家具自然出现在惠斯勒的家中。古德温经常使用黄铜、桃花心木和镀金，所设计家具的视觉吸引力源自“完美的手工艺和结构性元素的设计。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不对称，这是远东艺术及设计中的特有元素。”古德温在1877年9月为克拉夫顿街(Crafton Street)的家具经销商瓦特(William Watt)设计了一个带有架子的橱柜，是为了参加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制作。在古德温的建议下，惠斯勒给所有货架后面的面板添加了彩绘装饰。这件有着多斗和侧翼的橱柜见证了建筑师与画家的亲密合作，被惠斯勒命名为《黄色与金色的和声：蝴蝶橱柜》(1877-78)(图8-9)。1878年巴黎世博会，利伯蒂公司(Liberty and Co.)征借了这件橱柜并成为了瓦特展位的荣誉展示(图10)。《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乔治·沃什伯恩·斯莫利(George Washburn Smalley)描述对这件家具的观感：“在黄墙的映衬下，有一个烟囱形的橱柜，里面的木头，和房间里所有的木头一样，是淡黄色的桃花心木。壁炉与橱柜的正面齐平，前面镶着镀金的金属条，下面是架子和檐口。架子上放着一层浅硫砖，上面放着一个柜子，柜子的两旁有透明的玻璃和三角形的敞开的壁龛，上面放着一些卡加瓷器，这些瓷器的特点是红色；炉架的框架；磨光钢制的栏杆；挡板也是一样。黄色在黄色上，金色在金色上，到处都是”。针对惠斯勒在橱柜上面的画，他继续描述：“孔雀又出现了，它的眼睛和胸羽……羽毛是纯金的，大胆而柔和地放在金色的墙壁上。桌腿的脚尖上有黄铜，在黄褐色的桌脚上休息，白色的天鹅绒，颜色比黄色的条纹要深。沙发的框架里有一丝日本人的黄色条纹，贯穿整个房间”。

图8（左），古德温与惠斯勒合作的《黄色与金色的和声：蝴蝶橱柜》，1877-78年，桃花心木、黄铜与玻璃，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馆

图9（中），惠斯勒在橱柜面板上绘制了大量金色与黄色的蝴蝶/云朵和云团

图10（右），《黄色与金色的和声：蝴蝶橱柜》展览在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

惠斯勒用金色的颜料在橱柜上做装饰，这种形式与中国的黑漆描金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漆器”即是用漆涂在日常及工艺品、美术品上的器具，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出现了。中国和日本漆器曾作为家具出口欧洲，日本漆器家具的技术来源于中国，惠斯勒在橱柜上直接用颜料画画，也许是观察到了中国或日本漆器家具上“描金”的表现。描金技法对于惠斯勒或古德温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这件家具表明他们大概见过漆器的屏风或家具，并得到启示。在他的时代，欧洲人并未掌握漆器家具制作的工艺，因此19世纪漆器家具，是合作而成，即“不少富裕人士先把家具木胎做好，不远万里运到中国，由中国工匠髹漆彩绘，再用船运送回法国，这样一件家具从动工到完成，起码要花上一年时间”。相比来说，古德温与惠斯勒完成的这件家具在制作工艺要简单的多，以其外形类似于漆器描金工艺和相对价廉的优势，吸引中产阶级购买。

除了白上画白，惠斯勒也善于在黄上画黄，金上画金。据说惠斯勒最喜欢的颜色是“柠檬黄、安特卫普蓝和苹果绿”②。惠斯勒在一幅水粉画(图11)中表现了他对黄色的喜爱，水粉画中的女子是他的情人莫德·富兰克林。这间“黄色”公寓是罗伯特·W·艾德思(Robert W.Edis)设计，艾德思是《家具和联栋别墅装饰》的作者。黄色的墙壁、黄色的壁炉、甚至黄色的椅子，这与惠斯勒的《白色交响曲》系列有极为相似的地方：首先，显示色调微妙变化的控制力。其次，除了作为主色调的黄色，画面上出现几点关键的“蓝色”，即镜子上插着的日本团扇、面板有最右边的青花瓷和壁炉里的纸伞显得尤为耀眼。

图 11 ，惠斯勒，《黄色房间》，1883-84年，水彩与水粉画，23.5×16.5 厘米，私人收藏

惠斯勒夫妇还专门为瓷器柜的设计做了一些草稿(图12)。碧翠丝与两位艺术家有着共同的爱好，她曾经画过三十幅日本风格的油画和素描等，其中一些作为新年贺卡，另外一些作为家具的装饰面板。惠斯勒夫妇于1892年移居到巴黎第七区的公寓。尽管身在异国他乡，惠斯勒一如既往要求房间色调和谐感，他花了很多精力在室内装饰上——玄关的墙壁是白与蓝色，墙上挂着他的画，特意选取的是蓝色调的作品，室内的家具简而优雅，天花板挂着一只日式鸟笼，里面放着花，下面有青花瓷盘承接。

图 12，瓷器柜草稿， 速写本的封面内页， 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馆

四、承载多元功能的私域风格

工业革命发展加之城市劳动力工业化，将公共和私人空间分开来。作为私人领域的房子与公共领域不同，承载着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解读。惠斯勒的创新内饰体现前卫艺术界和新兴中产阶级的“美学”家庭空间。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兴起，民众对艺术产品的购买力增加，艺术家的工作室随之建立并逐渐发展为国际化和引领时尚的地方。杂志和报纸也追随艺术家的展览并给与评论的回声。19世纪50—60年代的艺术热潮促使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提升。艺术家的居所表现了其生活和工作的绅士地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既是合适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娱乐室、举办酒会和沙龙。正如乔治(George D.Leslie)所说：“许多成功的艺术家能在圣约翰伍德、肯辛顿、汉普斯特德和其他郊区的房子里买了带有花园的房子，在那里他们自己建造了大而繁华的工作室，在‘周日秀’里，时尚的人们簇拥在房间里。但在工作日里，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模特在空荡荡的房间中，在我看来，似乎是沮丧的”。居住者与房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映照的，在19世纪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现代生活”把家庭舞台作为当代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生活体验。

如那些富裕的艺术家的生活一样，惠斯勒也热衷优雅舒适的生活，在经济情况好转后，他从衣着到聚会排场上都尽力表现艺术趣味。惠斯勒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主持周日晚宴，意在联络与经销商和收藏家的关系，在1877年的最后四个月中，他至少主持了27场晚宴。他曾说：“我难道不是第一个提供白色和黄色的午餐吗？这个创意被到处模仿”。1889年5月6日，他手书的晚餐菜单上详细介绍了包括秋葵汤在内的六道美式菜肴；从蟹肉沙拉和烤鸽到咖啡和香烟(图13)①。在19世纪80年代，白房子为许多访客激发灵感。不仅以其新艺术设计闻名，更以举办其中的“周日晚宴”为名，成为伦敦艺术爱好者的社交中心。谢里丹·福特(Sheridan Ford)回忆在惠斯勒的白房子中“难忘的晚餐”，惠斯勒力求私人居所达到一种完整的美，从绿松石色的大门到青花瓷花瓶中的细长的花束，力求色调的统一。有段时间，王尔德与惠斯勒总是出入成双。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灵感也许来自于惠斯勒的画室(图14)。

图 13（左），惠斯勒为西奥多·鲁塞尔手写的菜谱，1889 年 5 月 6 日，私人收藏

图 14（右），惠斯勒的第一间画室，林赛街 7号，切尔西，1865 年，《惠斯勒日记》

惠斯勒的白房子在维多利亚时代建筑丛中可谓是激进的艺术作品。出于对自己作品完全控制的渴望，惠斯勒对色彩和谐的探索，对装饰氛围的要求，惠斯勒与古德温将自己的艺术思想实践于白房子的设计中，从外到内的整体性表现，彰显了惠斯勒的个性品味。白房子使惠斯勒意识到私域艺术是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作为私域文化的领域，在意识形态上摆脱了公民场所的动荡和不稳定的避难所，这所私宅体现了艺术家身份的自我彰显，艺术创作的布景选材和艺术交往的社交展馆等多种价值，是艺术家和建筑师合力对唯美主义与中日趣味融合的重要创新，预示早期现代主义的设计趋向。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博士，原文标题为《可视的“白色交响曲”——以19世纪艺术家惠斯勒私宅的整体性设计为案例研究》。）